1984年春天，四川万县政协的一间普通办公室里，时任县政协副主席的段海洲收到了一封从北京寄来的挂号信。 信封上的李聚奎落款让他愣了很久，那个曾经和他并肩站在冀南平原上、一起检阅抗日队伍的政委，后来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 时隔四十六年再次收到老战友下来的信，段海洲手抖得厉害，信纸上的字迹他看了好几遍才读进去。 昔年段海洲带着数千人马投奔了八路军，曾在冀中平原上打得日伪军不敢轻易出城，他还读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深为其中的道理折服。 然而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段海洲就自主脱离了八路军，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个人的命运拐了这么大一个弯。 书生投笔，冀南竖起抗日旗 段海洲不是那种被生活逼上梁山的草莽人物。 1909年，段海洲出生在河北安平县一个地主家庭，家境殷实，从小读得起书，后来考进了北平的民国大学。 在那个年代，一个能到北平念大学的年轻人，面前摆着的本该是安稳体面的出路，可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段海洲曾在石友三的军校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局势混乱，他没跟家里商量太久，就收拾行李回了安平老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并在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意图玩弄“以华治华”的把戏，当时国民党军一败再败，根本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华北的人民群众惨遭日寇屠杀，在燕赵大地、河北平原，不甘身为亡国奴的人民群众自发举起抗日大旗。 因为整个华北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河北各地立起来的抗日旗帜旗号也不一，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冀中，有各色武装不下数十股。 段海洲也是其中一股，他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和几个朋友凑在一起，翻箱倒柜找出九支步枪，就这么拉起了一支队伍。段海洲能说会道，走村串户跟乡亲们讲不当亡国奴的道理，讲到动情处，当场就有人把家里的猎枪扛出来跟他走。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涨起来。 到了1938年初，段海洲手里已经有了三千四百多人，占据了好几个县城的地盘。 在对付日寇上，段海洲并不蛮干，专挑日军的后勤运输线下手，缴获的物资反过来养部队，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武强县城那一仗打得尤其漂亮，趁着日军换防的空挡猛攻进去，伪军被歼灭大半，迫击炮和轻机枪都成了战利品。 时间不长，段海洲这个名字在冀中地面上彻底响了，投奔他的人里有扛着锄头的农民，有背着书包的学生，也有从战场上溃散下来的旧军人，有人甚至牵着马、带着枪来入伙。 当时段海洲的抗日队伍已经颇具规模，自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派人来谈收编，段海洲没接茬。另一股地方武装的头目赵云祥干脆动了手，段海洲在献县把他的部队打得不轻。段海洲正处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他遇到了八路军。 事实上，就在段海洲等民间抗日武装兴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也派出专门人员赶赴河北，统一领导抗日，东北军53军691团团长吕正操在晋县脱离国民党当局后，就留在了冀中抗日，成为我党在冀中领导的抗日队伍，当时活跃在河北的不少队伍纷纷响应。 图|徐向前 1937年1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纵队、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当时负责领导的是时任一二九师副师长的徐向前，他一开始与段海洲接触，并没有摆出吞并的架势，谈的是团结抗日。 段海洲尝试跟八路军打了几回交道后，发现八路军确实是一支真心实意的抗日队伍，心下好感倍增。 一念之差，旅长转身入歧途 1938年5月，段海洲的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129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并与东进纵队第二团、771团合编，相当于是旅级，该部下辖三个团外加教导大队、警卫营和迫击炮连，段海洲当司令员，原771团团长徐深吉任纵队副司令员，徐向前还专门指派了红军时期就担任师政委的李聚奎到他的部队任政委，帮助改造部队。 刘伯承后来接到徐向前电报，还忍不住感慨，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向前去了不到半个月，就增加了四千抗日力量。 不久之后，邓小平到冀南视察时，专门置办了一桌饭菜招待段海洲，跟他推心置腹地谈了很久。李聚奎没事就给他讲井冈山、讲长征，还送了他一本《论持久战》。段海洲把那本小册子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对书里的分析赞不绝口。 那段时间，段海洲打仗很卖力，纵队上下都觉得这个司令算是扎下根了。 不过，人的心思有时候比战场上的形势还难捉摸。 段海洲毕竟不是我党培养起来的干部，没有经历过过去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熏陶，他在八路军里待得越久，不适感就越积越深。 以前在部队，他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筹粮、配枪、调兵，全凭自己一句话。到了八路军，大事小事要开会，政委在政治上有一票分量，普通战士也能在会上站起来提意见。 对于以上种种变化，段海洲本能的不适。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段海洲的后半生。 来的人叫石友信，是石友三的弟弟，也是段海洲当年在学校的校长。石友三那时候已经挂上了国民党集团军司令的头衔，托弟弟来拉段海洲过去，并许以官职军饷。 段海洲起初是拒绝